文 / 张朵朵

摘要：在乡村手工艺振兴中，专业设计团队介入乡村，协助民族传统技艺面向市场需求进行转化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并往往能在短期内有效协助产业的提振。但如果要实现地方文化、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则需要真正激发当地人的能动性，让他们拥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本文结合“能力方法”以及设计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以湖南大学“花瑶花”非遗扶贫项目为例，从手工艺人的内部能力激发及外部能力建设、以及运用新技术进行“能力敏感的设计”等方面，分析了设计创新激发手工艺人能动性，赋权于当地人的过程。

关键词：能力方法；设计人类学；手工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

项目支持：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项目《设计介入乡村振兴后效观察及发展路径研究》（18YJC760050）的支持。

一、引言

近年来，在国家各类政策的支持下，不少曾经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一度式微的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因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与产业价值重新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花瑶挑花，这种源自我国西南部偏远贫困山区的少数民族花瑶，用于服饰装饰的独特女性技艺也不例外，先后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如今已成为当地非遗生产性保护、精准扶贫以及当下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重点。

在从“自用”到“他用”的产业化实践中，和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乡村手工艺一样，花瑶挑花始终面临着核心技术、艺术形态的异化和审美观念的娱他性发展等挑战。这意味着，乡村手工艺振兴，特别是偏远民族地区的乡村手工艺，绝对不能仅仅以传统GDP发展来衡量，更涉及地方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等深层问题，如为乡村手工艺人、女性、儿童等弱势群体赋权，激发村民的能动性，激活乡村发展的内在活力，实现地方文化资源的再生。为此，在乡村手工艺振兴中，很有必要引入新的发展观来审视。与此同时，现有的理论探讨和乡村手工艺实践均表明，设计有可能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不仅为提供适应市场需求的手工艺产品，其实践也有可能为当地居民赋权，促成乡村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地区的设计干预/介入（design intervention），是近年来尤其得到设计与发展人类学关注的议题。在此，设计人类学和传统人类学一样，是一种通过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等方法观察、研究和解释当地文化，对于当地发展过程提出批判性的建议。但与传统人类学不同的是，设计人类学更倾向于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干预和转变社会现实[①]。与此同时，从设计与发展的关系出发，一些学者也指出:曾对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评价标准产生了重大影响，源自发展经济学中的“能力方法”将为手工艺及为弱势群体赋权的设计干预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因此，本文将从能力方法入手，结合湖南大学2014年以来所进行的“花瑶花”非遗扶贫项目中，针对花瑶挑花进行设计创新的相关案例，来探讨创新设计实践如何激发手工艺人能动性，赋权于当地居民的系统方法。

二、能力方法、设计人类学与乡村手工艺中的设计介入

（一）能力方法与民族乡村手工艺振兴的发展目标

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源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于20世纪80至90年代所提出的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不同于以GDP衡量的发展，森把发展定义为人类能力的扩展和自由的增进，这一视角对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森看来，生命中的活动可以看成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生活内容”（Functions），即“一个人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和能够做什么”（beings and doings）的集合。[②]如“良好的营养状况，避免疾病带来的死亡，能够阅读、写作和交流，参与社区生活，公共场合不害羞等”。森提出，在衡量诸如正义、平等和发展问题的适当标准，不是收入、资源、利益和实用性，或是期待获得的满足，而应该关注于人类的能力(Human capabilities)[③]。能力大小反映个人在“生活内容”中进行选择的自由度，也代表了“ー个人在不同的生活中间做出选择的自由”。在森的能力方法中，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其一，以“以人为本” 为宗旨。发展要以人为中心, 人是发展的最终目的,社会上的一切都是为人服务的。发展应该是伴随着人们权利和自由的拓展使人们享有他们所期望的生活, 进而使得他们的生活质量和能力得以提高。其二, 以能力和自由为衡量标准。发展的目标是“ 人类可行能力” 的扩展,即给人们以自由去做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④]。

能力方法强调了手工艺人的能动性和自由选择的能力。乡村手工艺曾是乡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常常对这些民间艺术中蕴含的情感价值赞叹不已，恰恰是由于它是脱离了功利目的的创造。从“能力方法”的视角来看审视今天乡村手工艺的传承问题，就会发现，如果是为了生计，乡村手工艺人不得不继续选择手工艺为业，实现手工艺的文化传承，并不是乡村手工艺振兴的终极发展目标。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在乡村手工艺人有着诸多选择的情况下，他们依然能够主动地愿意传承手工艺，无论是作为生计还是作为日常爱好，他/她都有选择或不选择手工艺的权力。在此，关键在于，乡村手工艺的发展是否为乡村居民提供了这种选择的可能和自由。从强调手工艺人能动性的角度来看，“能力方法”与20 世纪 90 年代宫崎清等人就日本乡镇建设所提出的“居民才是乡镇建设的主人翁”，以本地居民与资源为主体的“内发性”发展策略[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设计人类学与能力方法在民族乡村手工艺中实现的具体途径

能力方法也为设计在手工艺项目中的介入及以可持续发展、扶贫为目标的社会设计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早在2009年，荷兰代尔夫特理工的伊斯·奥斯特兰肯（Ilse Oosterlaken）便撰文指出，能力方法有助于在“为市场而设计”之外，思考服务于弱势群体的社会设计问题，并提出了探讨诸如参与式设计（participatory design）和能力敏感的设计（capability sensitive design）等设计与能力方法结合的途径。[⑥]  

实际上，参与式设计是结合人类学中参与式发展理论进行创新设计实践的一种方法。它源自20世纪70年代北欧，最早便于用于鼓励用户参与到设计过程中来，完成特定产品和服务的设计，逐渐发展到应用于产品设计、服务设计、社会创新研究领域中，运用各种方式激发各利益相关者围桌而坐，创造共同的语言、远景和战略。参与式设计一改以往由上至下的设计模式为由下至上，让草根、弱势群体也能参与到创新中来。伦敦大学学院的阿列克斯·弗雷德安尼（Alex Apsan Frediani）对能力方法和参与式设计也进行了专题研究。他指出尽管参与式设计需要得到某种综合理论的完善，这种理论应该能够探索人们生活的特性，“能够捕捉在贫穷、介入、参与和赋权之间的复杂联系”。他认为能力方法恰恰作为参与式设计的补充，成为通过设计介入（design intervention）为当地居民赋能的有效手段[⑦]。在此过程中，创新设计针对的不再仅是最后作为物的设计产品，整个设计项目的实践过程可能更为重要。

在此基础上，帕森斯学院的奥拓·布什 (Otto von Busch)还将能力方法、参与式设计与手工艺项目相结合，并以不同项目为例从手工艺人内、外能力的增加探讨了如何运用能力方法激发手工艺人的内生能动性。[⑧]在针对“能力敏感的设计”的研究中，奥斯特兰肯结合对自行车的技术社会学讨论，以腿部有缺陷的残疾人为例，提出为弱势群体提供运用技术的人造物，可以为其能力的拓展提供可能[⑨]。

三、内生性的力量：设计人类学参与下的手工艺人能力建设

（一）花瑶挑花手工艺人内、外能力的界定

花瑶挑花是一种极富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民间刺绣工艺，被沈从文誉为“第一流的挑花”。其技艺独特，图案大胆夸张，用色对比强烈，承载着花瑶族目常生活、社会文化、图腾信仰、生殖崇拜等重要内容，具有典型的“母型文化”特征（图1），先后进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及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图1 作为花瑶妇女日常生活一部分的花瑶挑花

从2014年开始，由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师生组成的“花瑶花”项目组扎根教育部指定对口扶贫县隆回县虎形山乡少数民族花瑶地区展开定点扶贫工作，花瑶挑花成为了在项目非遗扶贫工作中的的重点。在进入花瑶地区伊始，在前期进行大量案头文献、实物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如参与式观察、访谈等方式，项目组成员对花瑶挑花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走访了非遗传承人奉雪妹、奉堂妹、地方民俗专家老后、当地居民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在调研中，项目组成员注意到：当地善绣的妇女人人都是一座“活的”原创图案宝库。即使是在经纬细密的布料上进行的，正反图纹线迹不一的花瑶挑花刺绣，熟练绣娘既无需在纸上画出图样，也不必时刻翻看反面线迹，仅凭一双“思考的手”[⑩]，便可在布料上绣制出令人惊叹的原创图案。而这些图案，往往源自其日常生活经验和民族信仰，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下的主动创造与传承。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当下花瑶挑花的传承方式和传承目标都在改变。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日趋现代化，穿着传统服饰的习俗正在逐渐改变；产业扶贫中，绣娘主要依靠培训获得技能提升，传统图案的存留主要取决于外部市场需求和生产效率，绣娘的主动创造变成了被动接受。

森和玛莎·娜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曾对“能力”作了关于“内部能力”（internal capability）与“外部能力”（external capability）的划分，为探讨设计介入花瑶挑花的方式提供了参考。在他们看来，内部能力，指的是“一个人的某些特质，如个性特点、智力和情感能力、身体健康状态、内化的学习能力，感知和运动技能等。”外部能力，指的是“人们借助外部环境进行如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进行自我发展的能力”。[11]如果将内、外部能力对应到花瑶挑花，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自作自用，彰显自我的技艺，花瑶挑花的绣娘们从不缺原创图案的自由创意和热情，这是基于传统发展而来的内部能力。但从传统的民间工艺转而面向产业时，由于缺乏回应市场需求和品牌塑造及推广传播的能力，她们通常容易被迫沦为“手工艺外包”产业化加工中纯粹的手工劳动力，成为价值链的最底端，失去选择的自由（表1）。大多数乡村手工艺当下所面临的情况一样，是与之类似的。

表1 花瑶挑花手工艺人的现有能力列表（部分列举）

（二）参与式设计：激发手工艺人的内部能力

在“花瑶花”项目中，整个乡村手工艺的创新设计过程都可被视作为当地人赋能，激发起内生能动性的过程。其中，设计师既是参与式设计活动中的“促进者”（facilitator）[12]，通过推动设计师、手工艺人、利益相关方对话，在产品设计的协同创新中，激发手工艺人内生能动性；此外，设计师也能够成为协调地方文化与市场需求的“转译者”（mediator）[13]，借助社会企业品牌塑造、国际化文化传播与推广，通过对外部能力的建设，为手工艺人和当地居民赋能。（图2）

图2 设计介入对乡村手工艺人的赋能（内部能力激发与外部能力建设）

在协同设计的过程中，香港理工大学、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院校，以及来自英、法、韩、伊朗等国家的设计师先后加入了“花瑶花”项目的工作营，通过协同设计工作坊中的互动，与当地手工艺人形成一个平等的、共享知识的“知识共同体”：设计师在“做中学”，了解手工艺的关键知识，体会地方文化（图3）；手工艺与设计师探讨，探索适应于市场上消费者需求的形式。在新的图案设计中，手工艺人的技艺知识体系以及她们对图形意义的理解在各种创新设计中得到尽可能的尊重与保留（图4）。另一方面，非遗传承人们学习还被邀请作为国家艺术基金培训项目中花瑶挑花的教师，给来自全国各地的设计师、手工艺学院授课。这种碰撞，激发了传承人自身的自信心，也促进了新的材料、表达形式与花瑶挑花的融合（图5）。

图3 来自不同国家的设计师与挑花传承人协同设计

图4 设计师杨媛媛与挑花绣娘沈寒妹、奉堂妹、唐哗妹协同设计的挑花围巾图案

图5 借助新材料创作的立体挑花作品《“± ”花瑶世界》. 黄婧设计

（三）培训+品牌推广：协助手工艺人外部能力建设

对于“花瑶花”项目组而言，前期所进行的大量的协同创新设计，必须通过商业化的手段才能真正地转化为产业机遇，服务于当地社区。这便需要来自外部的力量帮助当地手工艺人进行能力建设。为此，在综合考虑了花瑶地区现有的自然、文化资源之后，“花瑶花”再次被项目组确定为花瑶地区的社会企业品牌，整合花瑶挑花手工艺创意产品、土特产品等各类商品，以统一的品牌形象面向市场，并采取了线下、线上相结合的营销模式，面向外部市场与本土社区进行销售。诸如美克美家、嘉宝橱柜等企业也进行了花瑶挑花相机带、围裙、领带等的定制，不仅为绣娘们带来了切实的就业岗位，也让主动开设与花瑶挑花相关作坊、企业的人也在逐年增加。除此之外，项目组的工作还获得了来自各级政府和其他爱心企业的关注与支持。在线上，京东、工商银行融e购等平台纷纷伸来橄榄枝邀请“花瑶花”产品入驻销售。为了更好地传播地方文化，项目组还在苹果应用商店中上架了一款名为“花瑶花”的ipad应用，对花瑶专题介绍，并面向专业设计人员提供了可供下载的花瑶挑花矢量图库。在线下，“花瑶花”的产品进驻长沙海信广场、武陵山非遗展示馆展出销售，在北京国际设计周、川美“智慧腹地”设计扶贫展等展会上出现，被选送参加2015年米兰世博会的湖南周、2017年、2019年的法国巴黎凡尔赛宫的展会。部分花瑶挑花艺人也参与了这些展会，并得到了英国皇室安妮公主、巴黎市长的接见。

四、能力敏感的设计：数字技术赋能手工艺传承

在奥斯特兰肯看来，能力敏感的设计（capability sensitive design）很大程度上与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应用密切相关。在“花瑶花”项目中，能力敏感的设计主要体现在运用数字化技术，为花瑶地区的乡村青少年创造手工艺传承与体验的新方式上。

在此，数字技术的运用是出于两方面的考量。首先，作为未来地方文化的继承者和建设者，乡村儿童无疑是传承乡村手工艺最重要的学习群体。但在新的社会文化情境下，这些主要由留守儿童组成的人群，其学习特点与需求常常被忽视：在花瑶地区，作为地方文化的手工课程常常因缺乏师资而难以开展；即便偶尔以“非遗进课堂”形式进入乡村中小学的课余活动之中，也主要遵循以年迈手工艺人为主导的“一对一”、“手把手”的传统手工艺教学模式，不仅难以满足在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一对多”的现实教学需求，也难以激发儿童的学习主动性。作为“数字原住民”一代，花瑶的乡村儿童渴求有激发其学习兴趣的，新的手工艺学习体验[14]。其次，各类基于数字化的体验设计产品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可以用于为弱势群体赋权的手段。如自2011年以来，得到欧盟委员会支持的《作为赋权与包容的数字游戏》（Digital Games for Empowerment and Inclusion）项目便一直致力于借助数字游戏体验式学习的方式来帮助弱势群体，并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成效。

不过，在“花瑶花”项目中，项目组借助数字化技术进行手工艺学习体验再设计的目的，并不是希望这些孩子长大了必须继承自己前辈的职业，成为手工艺人。而是希望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吸引更多孩子对本土文化产生兴趣，而不仅仅将乡村手工艺视为要被淘汰的文化，使之在未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因此，在综合考虑当地互联网条件及当地现有电教设备和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数字终端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项目组联合当地教师、非遗传承人、当地儿童协同设计开发出一系列线上线下结合的数字化非遗美育教辅数字化产品，如将非遗挑花与民族文化结合的教育游戏App《挑花高手成长记》以及培养儿童数感和逻辑思维的《逻辑花瑶》等（图6、图7）。同时，结合线下的使用情境，开发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游戏化实体教育产品，将非遗传人手把手传授的技能，转变为可拓展创造力的系列产品。如结合花瑶民族文化的互动插画书《花瑶历险记》、趣味桌游《花瑶大冒险》；将模块化积木拼接、挑花的自由图形创造结合的益智积木《挑花动物园》（图8），模块拼接玩具《花瑶娃娃》 等。这些结合数字化、游戏化的设计，寓教于乐，大大激发力乡村青少年手工艺学习的兴趣，促进他们文化身份的认同。

图6 当地妇女与儿童一起试用美育教辅App《挑花高手成长记》王喜乐设计

图7《逻辑花瑶》美育教辅App.杨媛媛设计

图8《挑花动物园》系列儿童益智积木.杜文倩设计

五、结语

在当下的乡村手工艺振兴中，手工艺人的主体地位和协同设计的价值已经逐渐得到了普遍认同，然而从整体上看，依然更多倾向于对手工艺人的外部能力的建设上。能力方法的视角，为乡村手工艺振兴提供了一个系统化的理论参考。正如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萨比娅·阿克尔（Sabina Alkire）教授所言，能力方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领域专家们的密切合作才能达成。相信通过未来能力方法与设计结合的进一步探讨，乡村手工艺人将会以更为自信的姿态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化，在当下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拥有更多选择自己未来生活方式的权力和创造的自由。